在過往的研究中，唐代被認為是較不重視孝道的時代， 但本書以士人行孝的生命經驗，整合制度史、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角， 建立層次豐富的唐代孝文化圖像。 委別高堂愛，窺覦明主恩。今成轉蓬去，嘆息復何言。 ──陳子昂〈宿空舲峽青樹村浦〉 唐代士人為養親而求仕，為求仕而離親；宦遊遷轉的生涯模式，以及儒家倫理法制化形成的諸多規範，深刻影響士人的孝道實踐。本書以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為主題，關注人與制度、文化如何互動折衝。從官僚制度、禮律規範、社會習俗、宗教文化等脈絡，考察士人如何實踐當時社會所認定的子道，包括：養親、服喪、葬親、祭祀，以及於唐代獲得長足發展的追贈先世和追薦冥福。分析士人實踐孝道可能遭遇什麼困難，行孝重心落於何處，孝道的評價標準有何變化。藉由重建唐代士人身處之倫理體制與情境，捕捉唐代士人的生命經驗，以及唐代孝道文化的特質。

因为游学、科举、仕宦的需要，北宋士人长期远离家人及乡里，从而无法履行他们神圣的家庭职责：对父母尽孝。可以说，很多士人实质上成为“不孝之子”。本书则将北宋士大夫群体追求世俗抱负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在考察了2000多部墓志铭和大量其他官方或私人写作后，本书发现，北宋士人面临的上述困境，既未减少他们尽孝，也没有妨碍他们应举和奉公。相反，北宋朝廷及士人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 士人的长期远游，同时使乡里的含义变得淡薄而不稳定。这一方面导致父母死后久而不葬，产生大量摈弃祖茔、建立新茔的“不孝”现象，另一方面又直接促成了一种新孝行的“流行”。这场自下而上，由士人发起，以维护壮大家庭、宗族、乡里为目标的运动，与当时的儒学复兴汇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学的最终胜利。换言之，北宋时期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展开全部)

因为游学、科举、仕宦的需要，北宋士人长期远离家人及乡里，从而无法履行他们神圣的家庭职责：对父母尽孝。可以说，很多士人实质上成为“不孝之子”。本书则将北宋士大夫群体追求世俗抱负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在考察了2000多部墓志铭和大量其他官方或私人写作后，本书发现，北宋士人面临的上述困境，既未减少他们尽孝，也没有妨碍他们应举和奉公。相反，北宋朝廷及士人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 士人的长期远游，同时使乡里的含义变得淡薄而不稳定。这一方面导致父母死后久而不葬，产生大量摈弃祖茔、建立新茔的“不孝”现象，另一方面又直接促成了一种新孝行的“流行”。这场自下而上，由士人发起，以维护壮大家庭、宗族、乡里为目标的运动，与当时的儒学复兴汇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学的最终胜利。换言之，北宋时期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展开全部)

禮樂教化是傳統儒家的政治理想。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主流，為孔子的德治思想、孟子的王道思想、荀子的禮治思想。孔孟基於性善前提，主張修己治人的政治原則，以道德禮樂導民向善，教化順序上先養後教。荀子主張性惡，更強調禮樂的約束，及刑罰的懲治。至隋唐，儒家的教化理想未變，但面臨佛、老挑戰。佛、老出世之教，與儒家人倫禮樂之教相衝突，因此王通、韓愈等都希望重振儒家人倫禮樂之教。宋代儒學復興後，宋學諸儒廣設學校，教育平民，培養政治人才，建立制度推廣儒家人倫禮樂之教。北宋道學家則深入探討心性義理，以宇宙論與心性論為基礎，建立起一套儒學的實理，從根本處對抗佛教的空理。 朱熹的教化理念，部分淵源於早年家學，部分來自師友討論，更重要的是其研究經典所得。他晚年完成的《四書章句集注》，為其教化理論的成熟著作，主張明德新民。他的理氣論與心性論，肯定人性之善，也正視人性中的陰暗面：氣...(展开全部)

「佛教」一詞，並不僅是代表一個宗教，而是具有承載著諸多群體記憶構成的文化、思想、信仰、形象與景觀。透過信仰者的認知、理解與描繪，加上歷史文化積累，構成佛教文化記憶，又再成為指導後人崇信並實踐信仰的「標的」與「方法」。《唐代佛教徒的群體記憶與信仰實踐》一書所要探討的問題，便是透過唐代佛教徒實踐信仰的經歴，觀察信仰者對於佛教歷史與文化的參與和接受。進而思考唐代社會中因著佛教信仰而存在的文化記憶與關係網絡，如何影辨並形塑當代的佛教徒群體。

考虑到孝道文化在青少年人格形成中的作用，编者从《孝经》、《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续神童诗》等古代蒙学经典读物里撷取了有关孝的精华内容，并辅以古代和现代关于孝的一些典故、文学作品等，对孝进行了梳理和解读，希望能让广大青少年对孝有一个新的认识，使孝道精华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

考虑到孝道文化在青少年人格形成中的作用，编者从《孝经》、《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续神童诗》等古代蒙学经典读物里撷取了有关孝的精华内容，并辅以古代和现代关于孝的一些典故、文学作品等，对孝进行了梳理和解读，希望能让广大青少年对孝有一个新的认识，使孝道精华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

洪武七年（1374）孫貴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傳統母服制度的內容。考量到現實生活中的母子情感連結，明太祖堅持「父母等恩」觀念，一反過往子為母親服喪等級低於為父親服喪等級的禮制，下令今後子為母、子為父，皆服喪服禮制中的最高階序──斬衰三年。為此，明太祖御製《孝慈錄》一書，作為明代喪服制度的定本，並為清代沿襲。 《孝慈錄》「父母同斬」的喪服禮制，不但衝擊了傳統父系宗法制度與倫理秩序，也遠遠悖離士人長期研讀的儒家經典內容。在《孝慈錄》的制定、推行與實踐過程中，父與母、禮與情、嫡與庶等因素始終不斷的交相關涉拉扯，向我們訴說著中國喪服禮制史上最複雜深刻的孝道故事。

《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 本書是漢語世界的第一部閱讀史專著。作者以具體的個案，「濃描細寫」晚清士人尋覓接受「西學」的讀書歷程。在西力東漸的大背景下，有心知悉世事時局的晚清士人，開展追求「世界知識」的事業，追索與「西學」相關的書報，猶如進入一方積蘊豐富的「知識倉庫」。士人的閱讀實踐，從此大有改變。然而，士人讀書世界的變化擴展，往往遭遇「書本地理學」的障礙；意欲建立「讀書秩序」的努力，又承受既存價值系統的挑戰反擊。閱讀致知的理由，更與士人的功名之路息息相關，自然和「文化市場」的運作邏輯脫離不了關係。本書以閱讀史取向而描摹展示的圖像，不僅扭轉了既存的歷史成見，更為如何認識理解晚清中國的歷史世界，提供了另一個思考方向。

《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最初于2014年由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是汉语世界的第一部阅读史专著，曾获2015年度“中山学术著作奖”。作者以具体的个案，述说晚清世变日亟之际的中国士人，如何泛览各种书本报刊，借以了解寰宇情势，广闻增知，进而引发多重效应的故事。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士人开展追求“世界知识”的事业，追索与“西学”相关的书报，犹如进入一方积蕴丰富的“知识仓库”；士人的阅读实践，从此焕然一新。本次再版，不仅由繁体字本改版为简体字本，并修正误失，还增补了不少原版阙失的考证内容，期可使其以更臻理想的面貌呈现于史林，为我们认识理解晚清中国的历史，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此书系统引入了欧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许多关键概念，也独创了一些新的概念，标志着阅读史研究在中文学界的正式兴起，并为这一新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关...(展开全部)